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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津冀一体化
京津冀纲要因河北定位摇摆推迟发布 时间未定
2015-05-22  来源:21世纪经济报道 0 字号[ ]
21世纪经济报道近日获悉,作为中央力推的国家战略——京津冀协同发展,除顶层设计《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》(以下称《纲要》)外,还将制定分工方案和三年滚动实施计划,以及专项规划和三省市地方协同发展规划。

21世纪经济报道近日获悉,作为中央力推的国家战略——京津冀协同发展,除顶层设计《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》(以下称《纲要》)外,还将制定分工方案和三年滚动实施计划,以及专项规划和三省市地方协同发展规划。在规划的落实上,不仅制定了每一年所需完成的目标任务,还设立了具体的时间表。

“在2015、2017、2020年重要时点都有目标设立,到今年年底,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做考核,2017年将会做中期考核,2020年要确保京津冀一体化的基本实现。”一位知情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。

他同时透露,《纲要》比原定发布时间延迟,“难题在河北省”,目前尚不知道具体发布时间。

 

河北定位仍在摇摆

与长三角、珠三角等区域发展不同,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不仅包含河北一个省,还包括首都北京、天津这两个重要直辖市。

“京津冀的发展是中央和北京、天津、河北‘三地四方’的格局。”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峰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,京津冀的发展,不单单是京津冀三地的问题,更是由中央主推的一个国家战略。

这在北京市政府的前后表述变化上有所体现。在北京市今年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,要求“积极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,下决心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”;而在3月31日的北京市政府常务会议上,会议对京津冀协同发展2015年工作要点等事项做了研究,提出“积极稳妥有序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”。

从“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”到“疏解非首都功能”,细微措辞变化反映了什么?对此,李峰认为,这与定位的逐渐明晰有关。“北京承担的到底是北京功能,还是首都功能,此前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分解。后来开始探讨这一问题,加入中央,变成了‘三地四方’,所以在定位上予以了明确。”

因而,“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是天津和北京两个双城,首都需要先出规划,然后是天津,河北的规划的制定要依托于这最重要的两个市”。李峰表示。

实际上,北京的定位在去年就已经出来了,分别是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、科技创新中心、国际交往中心,“四个中心”的功能定位直到现在都没有变化。

“天津有一些细节在讨论,但也基本成熟了。”李峰说,其定位是“一个基地三个区”,分别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、国际航运核心区、改革开放先行区、金融创新示范区。

而河北的定位,仍然有所摇摆。

前述知情人士亦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,之所以河北的规划还不确定,一方面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是天津和北京两个双城,北京是首都需要先出规划,然后是天津,河北的规划制定需要依托于这最重要的两个市。另一方面,河北的功能和天津的功能有一部分的重合,可能存在深度博弈。

“在京津冀城市群中,河北是短板。”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曾如是直言。

不过,据前述知情人士透露,虽然说河北的定位仍有不确定性,但河北省规划办和发改委方面,对于河北的定位已经心照不宣了,“现在大致认为是现代商贸物流基地,产业转型升级基地,环保和生态涵养基地和科技成果转化基地。”

 

核心资源之争

据前述知情人士介绍,河北规划未确定,与河北、天津两地的功能重合有关,“河北和天津的博弈主要是在产业转移上,焦点在港口”。

同处在环渤海区域的两个重要港口——天津港、唐山港曹妃甸港区,是环渤海地区港口群的重要组成部分,但因自然和配套条件不同,其港口功能有相似之处也各有特点,经常被拿来比较。

2008年1月25日,国务院正式批准了《曹妃甸循环经济示范区产业发展总体规划》,标志着曹妃甸的发展正式作为国家战略全面启动,当时文件专门对曹妃甸港区、天津港的港口功能划分予以明确:前者为中国能源、矿石等大宗原燃料的集疏港;后者为国际航运中心、物流中心和国内北方航运中心。

李峰曾在前年参与了河北港口相关课题,据他介绍,当时政府曾试图让这两个港口合作,交叉分工承担一些功能,以便实现港口之间的互动,“当时想借助物联网等前沿技术来实现通关的便捷化,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实现”。

“这是天津和河北在核心资源谈判的一个典型案例,从中体现出双方深度博弈背后的两大问题,一个是主导权,另一个是财政问题。”李峰表示,因为港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增长极,对天津也是一样,“就像北京所说,什么也不羡慕,就羡慕天津有个港口”。

三地协同发展的博弈点,不仅存在于天津、河北两地,也同样发生在北京、天津之间。

京津两地的协同发展难点,在天津的功能定位调整上可知一二。“北京和天津在某些重叠领域面临深度博弈,矛盾在金融上。”前述知情人士表示。

在目前天津“一个基地三个区”的功能定位上,除金融功能外,其余三个功能基本与2006年以来天津给予自身的定位差异不大。

“天津当时想定位的是金融创新中心,后来退一步到北方的金融创新中心,再后来就改成了金融创新示范区。”他透露,因为一旦挂了区域后,“天津就和北京之间就会有矛盾”。

于家堡金融区便是京津在金融功能领域暗战的一个缩影,其承载了天津打造全球最大金融区的愿景。据知情人士介绍说,在此次协同以后,北京和天津试图在金融领域合作,应该说是互利共赢的事,但是项目一直在拖,没有再继续谈判。

事实上,细致观察,便可以从中窥得京津冀协同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难题:从过去的提法“京津冀一体化”变为如今的“京津冀协同发展”。

“从‘一体化’到‘协同发展’,反映出原来的一体化认识,不符合我们现在的发展或者说是对于当前的困难和现状,认识得还不够清楚。”李峰表示,尤其是在京津冀一体化所面临的困难这一问题上,这需要三地打破行政体制束缚,有舍才有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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